emc易倍体育，emc易倍体育，——它是恐怖的景象，虽然对极少数人来说是带来希望的愿景——却一直迟至最近才感觉到它已近在眼前。世界末日就在那里，朝我们节节逼近，但在我们前方的地平线并未出现一座新的耶路撒冷。正好相反。印度教所说的迦梨时代（kâliyuga），意思是毁灭的年代，早已随着世界的自然运转而展开（根据印度的传统，我们每天都可以确切感觉到这种毁灭），而且什么都阻止不了它。

　　印度的一些古老诗句非常惊人。它们有如直接发自我们的喉咙：“我看见另一个时代到来，由野蛮之王所统治，这个世界被颠倒、粉碎、抢夺一空……人们软弱、胆怯，又全然的固执……牛群肌瘦，树木枯萎，不再有花朵，不再有纯真、野心、虚假、交易……乡村是一片沙漠，罪恶在城市横行，吸血的动物睡在大道上，到处是干旱和饥荒，所有的水被天空一饮而尽，大地炙热而致命……风与火把世界化为灰烬。”

　　在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当我们谈到未来的危机时，人们不能理解我们在说什么。在那里，危机一直在啃噬，土地一直在燃烧，人民一直在死亡。

　　所有的末日预言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干旱时期会出现四处泛滥的大洪水，专家也早就警告过我们，如果我们让大气层里的硫化氢与甲烷含量继续升高，将会在全球各地引发大火——这是我在一本科学期刊里某个不起眼的角落读到的——那将是一场可以自给自足、因此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扑灭、连神话也不敢想象的大火。

　　我们不想看见自己的裂痕，也不想看见地球的伤口。我们说服自己——人类对自己的信心总是如此坚定——这颗星球还有别的出路，它总是可以幸免于难，千疮百孔的地球会继续转动，安然度过一切风暴。

　　我们对于身为人类的态度也是如此。人是脆弱的，这么说当然没错，但人也有抵抗的能力，有办法适应一切。人类顽强、聪明，尤其渴望活下去。人类甚至具有幸存的天赋，而且从不怀疑活下来是否有意义。

　　我们对地球也对自己哼着同一首摇篮曲，然后一起入睡。我们不会震惊于自己被污染，就像鱼不会震惊于自己被沾湿一样。

　　我们忘了，也不愿意认清，有两个可怕的新现象使得已经消逝的二十世纪显得异常。第一个现象是人口的过度膨胀。几世纪以来稳定成长的人口，在近一百二十年来成长了七倍。

　　这种失衡的成长率尤其压垮了贫穷国家。尼日利亚的人口在五十年间成长了四倍。即使有了我们的援助，这个国家也喂不饱自己，而它的人口还在持续成长。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第二个现象当然就是我们不断增长的需求。关于这一点，我们该如何计算它究竟成长了几倍？没有人能够断言。大约这一百到一百五十年来，生活所需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了巨大增长，于是今天我们建造铜像来表扬生产过剩，立法宣布过度生产有其必要，市场也在复杂社会（sociétés complexes）中确立，并宣告自己的一套“法则”，使得市场成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先知，甚至想将市场法则刻在钢板上，仿佛它独立于我们而存在。

　　仿佛这些法则蛰伏在宇宙的洞穴数亿年之久，只为等待商业的发明，让它终于可以在这座被选定的星球上独霸一方。

　　这股需求增加的趋势，在那些我们礼貌性称之为“低度开发”的国家里，并没有那么明显，那里表现出的反而是倒退、匮乏的趋势。这一切刚好印证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种种资源和生活水平的不平等。我们在旅途中偶尔见识过它，为之感到惊讶，感到心痛。我们想寻求慈善救济之外的方式改善它，却发现别无他法。

　　我们惊人的大量消耗和恶名昭彰的高度消费，虽然被如此频繁地报导和指控，最终还是让我们安心下来了。我们有坚固的屋顶遮风避雨，保护我们不受毒蛇猛兽的侵害，使我们免于吃不饱的古老焦虑。坐在一张巨大的餐桌前，桌上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丰盛食物，而它们不再有季节性和新鲜度的问题，令我们感觉如此自在、富足，不虞匮乏，不受惊扰。我们的一生在食物宫殿一般的餐台前度过。我们站在那里，手上端着盘子，吃到饱餐厅殷勤地招待我们emc易倍体育，，亘古至今的饥荒就不复记忆了。法国在十九世纪初还发生过饥荒，如今这些都结束了，成为过去，走入历史。上桌吧。

　　我们用眼睛吞食，依然吃得血脉偾张、心花怒放。我们还不至于像从前人家说的罗马帝国灭亡前那些有钱人那样，狼吞虎咽到呕吐为止，吐完再继续狼吞虎咽。我们品尝着我们的确幸，觉得那几乎就是至福，一秒都没想过这张餐桌上承载了多少不幸。试问：当中有多少的债务、汗水、宰杀、剥削、黑心交易与奴役？

　　这种感觉良好的极限在哪里？在我们日常的意识底层，我们的心灵开始遗忘之处，我们的记忆、忧虑、不可告人的感受被堵塞的地方，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片沼泽上，浮游着我们的焦虑，蓝绿色的水面底下潜伏着我们的怪物。我们隐约察觉到这样的富足只是一种表象，而我们的幸福是一个假象。这一切的基础建立在一张极为精细的关系网络上，当中的每一条连结随时都会断裂，可能是因为一场战争，或其他不那么悲惨的事件：因为计算机发生错误，因为停电，因为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因为飞机坠毁在一栋楼房上，而我们恰巧和朋友在那栋楼里大吃大喝。

　　令人绝望的画面一应俱全，等着侵袭我们，而且当中有几幅是新增的，例如这一幅：我们步履蹒跚地走在变成废墟的路上，满身是血，呼叫着我们的朋友，却没有回音；还有这一幅：我们气喘吁吁地走在沙漠中，没有水，没有鞋，更没有手机；或是这一幅：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出门度个假，最后却惊魂未定地被人用担架送往一间人满为患的医院；以及这一幅：我们被随便遗弃在一个弥漫着瓦斯味和腐臭味的战区，或是遭到绑架和刑求，被劫持者蒙住我们的双眼、绑住我们的双拳，偶尔把冰冷的刀锋架在我们的脖子上，用沙哑的声音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词语。

　　也许将来会有一个世代，他们在懂得思考的年纪就开始焦虑地问自己：我生活在上的这颗星球，能够活得跟我一样久吗？

　　在他们到来之前，我们坐在摆满世界美食的桌前，手上拿着香槟，和我们的宾客说着笑话，抚摸着女伴晒成金黄色的大腿，仿佛确信我们的富裕是永续不绝的，只是那些恐怖的画面依然挥之不去。这些画面确实会有令人见怪不怪的一天，但是当它们才正要黯然失色之时，立刻又会有同样残酷的画面取而代之。它们永远在败坏我们的兴致，它们让我们表面上被激怒，内心被震慑。这些画面会伴随我们很久，至少会跟着我们到生命结束。

　　在让我们戴上面具掩饰的脆弱，那一直被我们的思想驱逐、否认的脆弱——正如死亡在美国的公墓里被否认一样——以及这不可思议的富裕之间，我们被活生生地撕扯着。我们的不安全感，乃至于我们内心的焦虑，不论被掩盖得如何密不透风，毫无疑问正是孕育我们的傲慢，以及自以为所向无敌、永世不朽与自诩为万物之灵、创世纪的奇迹这些虚妄自信的暗黑根源。

　　我们越是坚强，就越是对自己感到不确定。强者会用脆弱拉开距离，看清自己的弱点。

　　(1)鲁米（Rûmi，1207～1273），教苏菲派神秘主义诗人。

　　有些自以为看透一切的人，为了找点新鲜事娱乐自己，喜欢说所有伟大的观念都可以内外翻转，就像那种有多功能设计的衣服一样。例如在法国，他们说汽车会令人疯狂，所有人在握住方向盘的那一刻，即使是性格最温和的人，也会变得满嘴脏话，把车子当成压路机开。这种说法有时候不无道理。但他们也说了另一套说词：汽车规训了我们，强迫我们遵守某些礼节，于是我们在亮红灯的时候会乖乖停车，或礼让孩童和老人。这也是真的。

　　电视亦然。我可以援引上百个论点和例子，主张电视是一种造成精神扁平化的工具，是民意的器具，是用来遗忘的机器，是教导蠢事的园地。诸如此类，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这些多少有点简化的论述。然而，我也可以援引变量同样庞大的例子，主张电视为我们打开了世界，说它为几百万人照亮了孤独的夜晚，甚至（我承认对我来说是这样）令我们大开眼界，学到许多东西。

　　这两种观点都对，两者在这个表面的矛盾上取得和谐，因为我们的世界本身就处于变动的状态。有专家声称我们的宇宙（今天真的有宇宙专家这种人存在）充满了皱折、沸腾的气泡与平行时空。对的相反还是对。

　　耶稣会的传教士早就明白这一点。好的论证是可以反复翻转的论证，就像一种前后都可以射击的武器——有时候还加上侧边。这样一来，我们才可以在改变说话的对象时，改变说法本身。反面是另一个正面。我们从很久以前就明白，真正的实质是什么并不重要，事物是由我们的视线和说法所定义。

　　显然，对于脆弱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察觉脆弱，它就像交响乐曲底部的一个乐器，音色时而消失，又再三浮现，令人渐渐熟悉，一种近乎安心的感觉。我们可以强调我们的不堪一击，以及那些威胁着我们的危险。这么做是对的。

　　我们也可以大声支持相反的论点，强调无论面临什么威胁，我们的身体都有惊人的抵抗力。人类是哺乳类中活得最久的。打从出生的两个月前，我们的心脏就在母体中开始跳动，然后可以一直持续到八十岁，甚至比这还要久。它每日每夜地跳动，没有一拍在休息，没有一个休止符。有什么机械或机器人拥有这种能耐呢？

　　心智方面也是如此：让我们发疯的机会这么多、这么防不胜防，我们居然还能保持头脑清醒，简直是奇迹；每天太阳照常升起，我们居然没有在这个继续不断上演烂剧的世界大舞台前跺脚、叫嚣，简直是奇迹；我们居然没有亲手烧砖、兴建一栋疗养院，然后拜托别人把我们关在里面，简直是奇迹。

　　到底，我们（至少从外表上看来是如此的）这种平静、平衡、自我控制——有人可能会说是逆来顺受——是从哪里来的呢？

　　面对那股令我们的肺叶鼓起、让我们的心脏跳动的不可言喻能量，我们非但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感觉自己的渺小，反而有一千个理由为人类感到骄傲，为此觉得心安。也唯有如此，我们才会在时代的递嬗中，一再为我们神奇的思想发展而倾倒，并颂扬不绝。

　　我们的思想欣赏我们的思想——即使当代思想经常像在胡言乱语，即使有时候思想也说它束手无策——这就是我们最热衷的游戏之一。必须承认，这是很令人陶醉的。我们可以借此马上忘记自己有多么容易掉入空虚和愚昧的陷阱。虽然没有任何比较的基准，我们宣称人类的大脑是宇宙中最复杂的东西，是一个我们还很陌生的小宇宙。但是在“宇宙”这个字眼背后，我们所知道或自以为知道的，仅止于我们栖居的这个宇宙平面，而这一百年来它在我们的眼前惊人地膨胀，大规模扩张出我们一无所知的区域。

　　这不过证明了我们无法想象那些超越我们、在我们之上的“东西”。只要我们觉得复杂的东西，都可以叫做复杂（complexité）。就是如此。我们觉得简单的，就叫做简单（simplicité）。今天的我们仗着自己了解宇宙的规模，就以为自己是无法超越的、最高等的、无上的主宰，是一切感知的开创者，站在世界的最前沿。但这种自我陶醉的思想，正是旧日的遗绪，它完全没有能力看到这种自我肯定暴露了我们可怜的局限。

　　我们也歌颂美，以及美的各种形式，我们为了一朵玫瑰、一抹夕阳、一件艺术品、一片风景而欣喜若狂，忘了美感也是我们的一种发明，一种文化情境的组合，一种语言上的便利性，让我们感觉花是美的，让我们嗅到幽微的香味——却不曾有人告诉我们，一只蜜蜂、一棵李树或世界彼端的一个居民，也会为美而陶醉。

　　诸如此类。我们把自己渺小的人性当作世界的参照。我们觉得玫瑰很美，而我们的大脑很复杂。我们甚至相信美是存在的，就像我们相信上帝是存在的，因为美和上帝的诞生都归功于我们。我们一直是自己的囚犯，就像我们周遭所有物种的动物也是它们自己的囚犯。这种自我中心论的思想，只是强化了我们的孤境，也就是我们的脆弱。

　　于是，当我们自以为是“上帝创造的奇迹”——如同过去的宗教手册里所写的——却被迫面对不幸、无力感、癌症、犯罪、各式各样压迫等所有我们称之为“不公平”之事，只会使我们感觉更加震撼，同时也带出与它相对的概念：一个没有不公不义的世界——当然啦，它根本就不存在，而且如果没有人类的话，这概念甚至不可能出现。

　　我们常听人说——甚至已经近乎语言固有的陈腔滥调——这个世界应该更有“人性”才对。我当然知道“人性”经常是一种便宜行事的说词（它有很强的情感渲染力），而这也是好事，因为如果我们对这个说法过度认真，如果我们真的把世界交给那些最本来面目、最人性的人，我们一定会逃之夭夭，躲到地底下去，从此与鼹鼠和蟋蟀为伍。

　　这无疑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对人有透彻的了解，但又不想全盘贬低我们自己时（谁的眼光足以作为正确的标准，来让我们贬低自己呢？），我们最好选择脆弱，并以此为依靠。即便这样的选择是武断的，但比起那些让我们孤芳自赏的理由，脆弱更为丰富、也更有启发性。至少，脆弱永远不会背叛我们。

　　另一个好处是（如果这也算好处的话）：我们和动物分享共同的脆弱，它们和我们一样生命有限并饱受威胁；我们甚至也与植物分享脆弱，它们在危险之前束手无策，只能待立在那里，必须运用各种策略与必要的手段才有办法呼救、引来援助。

　　如果人类执迷于自我欣赏、自我歌颂，我们最终将不只是绝望再绝望，也将无法察觉、无法体会任何真实的东西。我们会继续对自己信心满满，以为自己的肚脐眼是日晷。我们会帮自己的每个行为找理由，即使是最“不人性”的也不例外。我们会使一种名为“希望”的毒药永保新鲜。它是一种空洞、模糊、抽象的概念，有如万用钥匙一般方便随意套用。我们必须摆脱这种感觉。

　　生活在希望之中并不是生活。它甚至是对生命的遗忘。唯有警觉、焦虑，甚至还有失望，可以将我们向前推进，使我们投入行动。在此，毫不留情的《薄伽梵歌》为我们上了最美的一课：“弃绝希望。按照事物本来的面貌去看。”

　　我们被阻绝了真实的布幔、烟幕，以及流言蜚语所包围——如果还有所谓真实的话。从很久很久以前、人类起源的“黄金时代”起，我们自己走错了路，径自展开逃亡，巴不得躲进一幅柔美、舒适的画面中，里头的未来世界令人觉得可以捧在手中，并照着我们的要求去捏塑，但这样的未来从未到来。

　　宗教就是诞生于这种越演越烈的急迫性之中，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皆然。在最初的年代、最早的几个世纪，跟随新的信仰是刻不容缓的事，因为天空就要裂开，并降下死亡的火焰燃烧大地——布道者不断如此向他们大声疾呼。当心，杀戮和灭绝即将来临！它们正在逼近！唯有神的选民得以幸免。

　　那些听得目瞪口呆、照单全收的人，以为自己活在一个腐败、堕落的社会里（和这世上许多社会一样），毫无疑问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至少在他们有生之年能有那么一次——可以看到天空撕裂，经历那场烧不尽的大火，最后目睹某种超自然、强大、神奇之事，以及与令人失望的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东西，然后在一阵恐怖的闪电霹雳声中乍现一条通天的光柱……诸如此类令人目瞪口呆的景象，尽管在他们兴奋发抖地等待这些现象的同时，也伴随着心惊胆颤的死亡焦虑。

　　然而，希望，那光辉耀眼的希望，从未曾离弃他们，总是让他们在等待那一刻到来的同时想象着救赎。布道者坚决地说：“没问题，我保证，上帝亲口跟我说过，他下个星期就会来了。”然后过了一星期、一个月、一年，布道者死了，天空依旧一片空无，人们再也没有耐心日复一日等待永恒。必须对他们有所交代才行，告诉他们这不过是一种调整，上天暂时延长了人间的期限。教士们为此动员起来，专家们商量好编写出几篇稿子，为迟来的上帝寻找理由，宗教会议上逐渐制订出一套故弄玄虚的教条，然后处死了第一批异教徒。一句话：得有教会，宗教才能永续。

　　我们可以看到，连一些小教派都在谈急迫性，例如几十年前造成好几起事件、令我们震惊不已的(1)。当时，在瑞士一间隐密舒适的别墅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根据那票预言家的说法，所有迹象都在表明世界末日已经不远，未来只剩下几天或几个小时。“被选中之人”必须赶在上天召回我们之前，追随过去圣殿教徒的典范，尽速奔赴天狼星。他们唯有一死，才能幸存。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就这样死了，留下我们困惑地看着这些与我们相似之人的影像。他们的头上套着塑料袋，头颅里有一颗子弹。

　　等待一个完美或至少更好的世界，就好比那则我们法国人都知道的理发师广告标语：“明天刮胡子免费。”理发师永远言之成理，布道者也一样。我们不能说他们错，因为他们承诺的是今天不会兑现的事。牌子上写的是“明天”，你不识字吗？

　　话说回来，假如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假如它注定和我们一起沉沦，那么，真正急迫的难道不是去改变它吗？

　　假如那场天翻地覆的改变不会从天而降，假如我们不再能指望它，那么，能够创造奇迹的，不就只剩下我们的双手吗？

　　我们的想象是我们看待世界的唯一尺度。这一点，我们从很久以前就明白了。我们主动开拓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权力，另一种视野，绽放另一道光。我的想象在我面前展现另一个自己，只要按下开关，这短暂人生的可笑现实就可以幻化为壮阔的意象。我们只需放松自己、半瞇着眼，无需付出任何努力，让自己的神经元在幻想中尽情游戏，我们就可以变成巨人，翻山越岭，征服天空。

　　在这些时刻，不朽不再是一种奢望。不朽是属于我们的。它就在我们低垂的眼皮底下，唾手可得。我们和西泽成了好朋友。我们立定一跳，可以飞跃塞纳-马恩省河。我们可以跑得比马还快，甚至持续加快，直到超越光速。

　　我们以思维入侵的这块领土，似乎没有边界，没有规则，而我是统治一切的唯一的法。我们用一连串神话克服自身的短暂，在这块土地上殖民，发明了千里靴和永恒轮回，以及象头神(1)、黛奈狄(2)、双尾美人鱼(3)和龙。

　　毫无疑问，想象就是我们钟爱的脆弱良药，也是最古老的药方。我们可以悠哉地谈论西西弗斯和他的巨石(4)，我们可以化身为一条长河，一阵飓风，一只瓢虫，一个攀附在虞美人草上的小精灵，一只流着口水的野兽，一缕幽魂，隐形人或是拳王阿里(5)。这分名单可以无限延伸。我们的细胞听从我们梦中的欲望而突变、重组。我们的身上生出羽毛和鳞片。我们没有任何禁忌。不论异性或同性，都拜倒在我的魅力之下。如果我想要，我也可以变成女人，挑个讨我喜欢的男人。他绝对抵挡不了我的魅力。

　　我可以在太空漫游，徐徐潜入海底深渊，或将地球放在我的手中。我熟悉所有的起源和结束，我通晓所有的语言，哪怕是被遗忘的语言。我把木星放入我的口袋，让美丽的爱神躺在我的床上（总算！）。我可以透视起伏的山峦，偷听虫子在土壤里的秘密对话。我可以停止呼吸而不死去。

　　我也可以抛开自己，想象自己里里外外都变成别人。我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变身为任何人。千百年来的梦想家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可能性供我任意使用。我只需要善加利用、好好发挥，就可以对自己说：虽然身为生命短暂、天生孱弱的人类，但我还是成功创造了这东西。又或者是（尽管结论是一样的）：虽然是别人创造的，但他们是我的同类，我承袭了他们的血脉和故事。我们一起将脆弱变成一种泉源，无止尽泉涌出各种传说、寓言、真假莫辨的叙事、令人着迷的冒险旅程。我们发明了一些伟大的人物，称之为英雄，由他们代替我们对抗命运无情的打击，而我们可以轻易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

　　幸亏有这些前辈，让我见过奇迹、骑过巫婆的扫帚、唱出凌驾雷声的歌，黑暗时代在冰层底下入眠，也曾穿过仙子的心房。我在大理石的底座上浇铸出这些人物的塑像，到博物馆欣赏这些珍宝。

　　然而，再一次，我们的脆弱，利用我们的矛盾与焦虑，为我们设下陷阱。因为有时候，我们集体所相信的现实，不过是我们的想象而已。例如，我们全都相信神，甚至相信天使、魔鬼，相信神圣的井底传来的声音，相信预言，相信我们的原罪，相信救赎，以及此生之后的另一种生命。

　　这无疑是人类性格中最原始的特征：将幻想当作现实。我们声嘶力竭地断言，这个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给他一个名字的人物，并为他加添一则又一则不可思议的经历——阿拉丁和穿靴子的猫也是用同样方式打创的，但唯独他，是绝对真实的，而且甚至是所有假货（招摇撞骗的伪善者、假装拥有神力的恶棍）当中唯一真实的。

　　他是真实的，因为我决定这么相信，因为他是我选择的，因为我认定就是他创造了这个我所依存的世界，但我只占有这个世界一小块微不足道的角落。

　　他是真实的，因为我相信他。因为相信他的人是我。而我，可不是无关紧要的人。当我宣示了我的信仰，我便保证了它的存在。我需要他，我相信他，我定义他。我是上帝的创造者。我可以像描述家人一样地描述他。他是最有领袖魅力的监管人，也是我的大老爷，我的最高法官，慈悲为怀又铁石心肠。我拜倒在这个别人为我描绘成形的形象之前，毫无保留地接受他，在这被烟雾缭绕的幽灵面前展现虔诚，磨损了膝盖。

　　这个想象出来的人物，身上自然带有他的创造者的印记。他像我一样有个性，他会有嫉妒和复仇心理，他享受我们对他的崇拜，他觉得献祭焚香的白烟闻起来很芬芳，他喜欢听管风琴。不用说，他是一个男人。代表他、服侍他的神父也是男人，至少天主教会说是他要求的。尽管他绝不会犯错，因为他处于比错误的观念更高的位阶（我所定义的他就该是如此），他仍不免有时也会像我一样胡涂，次数甚至很频繁。我无法不看到他的错误：从古至今那些被他粗制滥造、随手抛掷到这个世界上的物种，那些最终无法存活下来的生物，就是他不完美的明证。光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他就有几百万次的失败纪录。

　　虽然我推崇他的全知全能，不在乎他的这些小瑕疵，但他还是没办法赢得所有人的认同与爱。出乎意料的是，在这方面，他居然需要我的帮忙。尽管大家都说，他是无限的善，他慈悲为怀（他一定很喜欢这个说法，否则这些词语不会大量出现在我们对他的赞美里），但是在他所创造的大地上，几乎所有的造物都必须剥夺其他造物的生命，才得以活下去。造物们必须互相吞噬，使得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几亿几千万次的谋杀。这就是所谓的仁慈。

　　这位上帝，是我让他诞生的。我甚至会说——基督教的传统里是这么说的——上帝以人的形象来到这片土地上，来到我们之间，于是渺小如一粒沙的我们成了世界的中心，我们周遭一望无际的沙滩都以我们为中心点，不论它是欢迎我们，还是恐惧我们。

　　这种地球仍是世界的中心、被某些微小而次要的天体所围绕、在西方流传已久的古老感受，面对这两个世纪以来科学所带给我们的知识——也就是：在这个浩瀚无际、充满混沌的宇宙里，我们的存在根本微不足道——该如何调适呢？

　　显然，这个问题不会让信徒操心。信仰总是先于知识，妄想先于理智。这里是非理性的地盘。

　　我们让自己内在的混乱，在如教堂般宏伟的宗教里，产生最大的内爆。偶尔，我们甚至会以荒谬的神圣之名，大声宣扬这种混乱。过去那种如诗如画、充满爱情与战争的天神冒险故事，被我们用更抽象的神学取代了，我们要在教义问答中让人学习羞耻，却是透过和过去一样的进程：我们只相信我们所想象的。

　　这种混乱会被自身察觉，有时甚至会被表明、被。我们诚惶诚恐地对我们塑造的雕像告解，但明明是我们自己赋予了它所有的属性（还会按照我们的需求不时加以改变）；我们跟他说话，我们向他乞求，甚至拟定他的回答。我们需要一位具有压倒性权威的主人和统治者，需要一只巨大的耳朵倾听我们的抱怨，需要一种亲密的声音来安慰我们，于是我们自己造就这一切。这是一种非现实中的往来关系。

　　对于我们崇拜的对象，我们所赋予的每一项特质，都是在定义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镜子，这就是为什么神会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民而改变。耶稣在西方是一副金发碧眼的模样，中国和日本的佛陀是单眼皮，印度教最高的黑天神（Krishna）有着深色皮肤，诸如此类。这种人神关系总是令我想起一个非洲故事：有个人懂得蚂蚁的语言，可以跟蚂蚁交谈，于是他问其中一只蚂蚁：“蚂蚁有神吗？”“当然。”蚂蚁回答。“那蚂蚁的神长什么样子呢？”那个人追问，“他长得跟你们一样吗？”“不完全一样。”蚂蚁回答，“我们只有一根螫针，他有两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展现的不只是我们的混乱，更是我们内在深处的脆弱。面对我们先人所形塑的雕像，那一尊尊他们遗留给我们、又比我们存在更久的遗产，我们只能承认自己什么也不是，只是一闪即逝的影子，人间的一块碎布，一个不幸的罪人，只有那尊雕像拥有我们所欠缺的，例如庄严、坚定、美德、不可泄露的知识（神自有其理由不许我们窥探这些知识，而我们也尊重他）。他也拥有我们在这片大地上遍寻不着，却应该存在某个地方的公理与正义。否则，我又从何而来公理与正义的观念呢？

　　我们在人性的尘土中卑微地打滚，在我们打造的塑像前自我惩罚，宣告自己的缺陷和懦弱，而我们所说的无非两个字：真相。

　　宗教（最起码我们的天主教），鼓励我们这样做，宗教一点也不否定人的软弱。宗教突显它、把玩它。有好几个世纪，天主教非常着重“不信神者的脆弱”，而且这个策略成功了，从人性出发，天主教并没有错。

　　谦虚处世，多么值得骄傲啊！十七世纪，一座西班牙修道院的院长曾说：“卑微如我，无惧任何人。”这种光荣的耻辱就这样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谦虚又有了谦虚的子嗣。我们承继古老的幽灵，我们遗赠我们的跪拜。我们天真的信仰是一种家族事业。

　　我们说，我们相信这个或那个，因为我们的祖先也相信，它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甚至为了这种继承而来的荒谬性，为了我们拒绝改变想法，为了我们执着于无知，而感到自豪。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将摆在客厅里的黑天神或耶稣，换成一幅穿靴子的猫，然后每天对着它祷告emc易倍体育，。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信仰。我们还会感到同样的骄傲吗？

　　况且，在我们自我贬低的同时，在我们心田里最私密、最阴暗的角落，其实在计算着上帝选民的人数。我们在享受一种特权，供奉雕像所代表的真神——这使我们与那些搞错造物主的笨蛋完全不同——突然间，我们感觉自己面前那尊雕像使我们沐浴在全知全能的光辉中。就这样，我们以自身的缺陷荣耀自己，透过我们本质上的脆弱，让自己通往永生，得到无限的光荣。如果我们强壮又坚韧，就无法接触到这道光了。“崇拜”的感觉究竟是什么，难道不就像是瓷器以为自己是钢铁打造的，而为此感到兴奋不已吗？

　　像太阳圣殿那样的教派，做尽愚蠢又恐怖的事，正好为我们的信仰献上一幅讽刺漫画，但我们不想看，认为它不配称为信仰。在别人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差异：别人都错了。当我们是这样看待他们，我们便看不见自己。荒谬是看不见荒谬的。

　　无论走到哪里，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古老的魔法拒绝死去。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有人崇拜并豢养着一只巨大、活生生的蜥蜴。有人拖着圣女小德兰(6)的一截脊椎骨和其他圣物，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认真地记录下这些圣物所引发的神迹。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还建议将这批圣物运送到伊拉克，以阻止战事接连发生。世界各地几乎都有人在祈求老天下雨。有些专家以天使为题四处演讲，并自命为“天使学者”。有些印度人把所有财富都赠予湿婆神，还得事先跟祭司预约，祭司才会接受供品。新任教宗建议开设一些课程教授魔鬼的诡诈，同时允诺会一如往常给予好基督徒赦免，也就是说，减轻并涤净他们的痛苦。耶和华的见证者保证大地明天（或是很快）就会裂开，已故的教派成员会从裂口浮现；突然复活的他们看起来约三十多岁，脸上都挂着微笑。以色列屯垦者的手里挥舞着《圣经》，声讨着（他们坚信）上帝许久之前应许的土地。在伊朗，两万名信徒至今仍崇拜施洗者约翰，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先知。

　　诸如此类。我们生活在一个稀奇古怪的世界，一个巨大的信仰市集，一个荒诞的旧货市场，被震耳欲聋的街头叫卖淹没，偶尔还会发生造成死伤的斗殴事件。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好好地思考一下今日有点随处可见的宗教势力回归现象。现在地球上的人口数是1968年的两倍以上，因此信徒的数量也成长了两倍。这是很正常的事。然而，信徒人数增加了，不信神的人也一样变多了。我们经常忽略这一点。

　　有人提醒我，不要将内在的深刻信仰与宗教活动混为一谈。这我也注意到了。不过，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关联。

　　再说，那种事重要吗？从一个宗教所聚集的信徒数量去判断这个宗教的真实性，是毫无意义的。这无异是我们人类妄想论断人性所不及之事的另一个例证。有人说，某某教是高等的宗教，某某教是低等的宗教——那又怎么样？所有宗教都历经诞生、茁壮阶段，然后都会衰退、消失。所有宗教都服膺消逝的召唤，成为沉默的异端。奥西里斯(8)和宙斯一起进了饰品店，而巴力(9)已经在那里等很久了。被西班牙殖民者驱逐的阿兹提克(10)诸神，后来也在那里与他们会合。今天的波斯和印度还存留着一些琐罗亚斯德教徒，在燃烧火焰的祭坛前崇拜阿胡拉·马兹达(11)。另外，一小撮玛雅人的后代今天似乎也还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州（Yucatan）和危地马拉延续着古老的仪式。但他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

　　我们将人类的方法和惯例套用在神明的身上，已经到了司空见惯的地步，例如我们是在宗教评议会里，经由漫长的讨论，最后以绝对的多数票，决定了我们唯一真神的属性。到最后我们宣称，神同时是三也是一，而这个三位一体的决定很可能是经过一番游说、威胁或利诱的结果。

　　再深入一点来说，我们可以从这种会计学式神学、这种运筹帷幄、这种定义和兼并的谋略，以及从这种强调“人数越多越好”的原则——仿佛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平原上的战役，关系到领土扩张问题——看到脆弱的踪影，找到神与人同形的证据。众神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乐于见到他们大量繁衍，见到他们风光地成就我们搞砸的这一生。当他们在世间陨落，我们不禁在他们的坟前流下泪来。因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跟着他们一起埋葬了。

　　公元380年，怀抱着宗教狂热的君主狄奥多西大帝（Théodose），严格禁止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在罗马帝国境内活动，并剥夺了非基督徒的所有公民权，剥夺他们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他们立遗嘱的权利、他们的官方身份，迫使其他宗教的神职人员必须亲手摧毁他们的神殿。据说，在埃及的某些地方，祭司将他们的神明埋葬在其故乡，那里从三千年前就开始祭拜这些神明了。可想而知，他们必定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请求他们所推倒的偶像谅解。他们必定在沙坑旁念完最后一遍祈祷词，然后才往坑里铲沙。

　　偶尔，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会想要换个神试试看，就算一下子也好。说真的，譬如我就很遗憾自己与爱神无缘。我非常愿意为她献上花环，但是要去哪里找她呢？我只在博物馆里看到一个冰冷而僵硬的她，当我经过时，她甚至连瞧都没瞧我一眼。而且，我们别骗自己了：即便是在舒爽的希腊森林里，爱神难道就会看上我吗？

　　另外，在比评宗教时，我们很容易带有种族主义，或多少有某种仇外的情结。有一天，我在反驳某人时提到，如果我们以信众的人数和身体力行的程度来计算，那么拥有超过八亿信徒的印度教，无疑是当今最大的宗教。那个人回答我：“是啊，但他们是印度人。”

　　即使在宗教领域，我们也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想要达成普遍的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之，莎士比亚的《暴风雨》（La Tempête）里，普洛斯彼罗为了迎接“新奇的世界”（brave new world）而抛进海底的那部魔法书，又再度浮出水面了。尽管书页被海水侵蚀得几乎无法辨读，它还是朝我们漂了过来。新的世界依旧难产。

　　当我们思考自身的时候，没有什么比凝视一个人在死后几个月所残存的尸体，更具有启示性了。这不久前还活生生的人，如今变为难以辨认的一团肉，被蛆虫分解、侵占后不久只剩下骨头的状态，我们可以在一些西班牙古典画派的画作里看到。看着这一切，我们对自己说，这个快速腐烂的东西，不久前还梦想着永恒的天堂。我们在这股令人作呕的恶臭前捂住鼻子，同时相信自己听见天空传来天使的余音，以及竖琴的残响。

　　眼前所见，是腐烂的肉块；心中所思，是超越时间的永生。就这样，蛆虫上了天堂。

　　没有任何场景具有这种力量，夏多布里昂在当中看到灵魂存在的证据，认为灵魂超然独立于枯骨所具现的死亡羞辱。我至今无法理解他的论证。在我眼里，没有什么能够比它更清晰、更鲜明地为我们呈现，生来脆弱而短暂的我们一心想望的永恒，就是我们的腐烂。

　　我们曾经以为，当身体停止活着的那一刻，灵魂会得到解脱，飞向天际。灵魂是无法定义的、关不住的，没有人能够目送、追踪灵魂的飞翔，但所有人都肯定灵魂的不死与不朽。我们甚至还说，灵魂离开了它的“监狱”，返回它真正的处所，而此处只应天上有。我们认为身体会损毁，灵魂则是不灭的，虽然我们连灵魂的踪影也没见过。于是我们就像夏多布里昂，认为肉体腐败的场景不过是映证了我们既有的印象：我们的灵魂从这堆腐肉中溜走了。

　　事实刚好相反。当死亡降临，我们的大脑瘫痪了，精神停止运转。一切的心智活动从此停摆。我们失去了精神，但构成我们的原子并未就此消失。它们会再组成几十亿种其他的形式、其他的对象，而当中的一些会存活下去。我们的身体是易碎的，身体里的原子却是不灭的。

　　当我们体内的所有运动回归虚无（肺脏和心脏一一停歇），这些原子之内的基本粒子仍然很活跃。它们在我们的死亡上面跳舞。

　　分解不代表消融。这是最后的惊喜：我们称为“灵魂”的东西消失了。永恒不灭的是组成我们的物质。

　　(1)象头神（Ganesha），印度教中的智慧之神，也是艺术和科学之神。

　　(2)黛奈狄（Danaïdes），希腊神话中埃及国王达奈俄斯（Danaos）所生的五十个女儿，听从父亲的命令，在新婚之夜杀死各自的丈夫，以防止父亲将被女婿谋害的预言成真，因此触怒天神，死后被发配到地狱最底层，为一个永远无法灌满的无底桶灌水，以作为惩罚。

　　(3)双尾美人鱼（Mélusine），中世纪民间故事里半人半蛇的女神，平时以美貌示人，只有特定的时刻会避开众人的视线，在浴池里露出原形。

　　(4)西西弗斯（Sysiphe），在希腊神话中以狡猾机智闻名，因为屡次骗过死神，最终被惩罚推一颗一再滚落的巨石上山，如此永无止境地劳动。

　　(5)原名·阿里（Mohammed Ali，1942～2016），美国重量级拳击手，因冠军纪录及其公开改信教、反对越战等主张，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运动员。

　　(6)圣女小德兰（Thérèse de Lisieux，1873～1897），英年早逝的法国修女，主张只要以神的爱为出发点，最琐碎的日常生活也可以产生神圣性，著有《回忆录》（Histoire dune âme）等书。

　　(7)弗列德里希·贺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德国诗人，诗作富有浪漫色彩，经常传达对于古希腊神人之间关系紧密的向往，借此批判当时德国精神荒芜的状况。

　　(8)奥西里斯（Osiris），埃及神话中的冥王，也是掌管生育和农业之神。

　　(9)巴力（Baal），古代西亚西北闪米特语的一个封号，表示“主人”或“神”，早在公元前十五世纪，便有闪族巴力崇拜的纪录。

　　(10)阿兹提克（Aztèques），存在于十四到十六世纪的一个墨西哥古文明，也是前哥伦布时期中美洲最大的帝国。

　　(11)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sme），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或称拜火教、祆教，将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奉为至高的善神，他如火一般代表无限的光明，并与代表黑暗和邪恶的阿里曼（Ahriman）长久地奋战。

　　七月底的一个星期六午后，我回到我出生的村庄，路过那间我每次回去时经常都是关着的乡村教堂。我听到教堂里传来歌声，便走了进去。一位神父在举行弥撒。在这个居民约五百人的村庄，当时有十八人在场：十五位有点年纪的女人，以及三个男人。

　　在这间教堂里，我曾经是儿童唱诗班的一员，如今整栋建筑已然破旧不堪，墙上的灰泥大块地剥落。讲台禁止进入，因为怕被压垮；被人涂抹得乱七八糟的圣女贞德和方济各雕像，面对面直接摆放在地上；一只破花瓶里插着几朵肮脏的塑料花。这里的一切给人一种空缺、荒芜的印象。那名神父是西班牙人。他后来告诉我，那里的三十座村庄只由他和另一名神父负责。在我的家乡，每个月只固定在周六下午举办一次弥撒。六十年前，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神父和神父宿舍。

　　不管怎么说，基督教作为一种大众化的宗教，只剩下一种片面的思辨和神学，只剩下思想史和信仰史的一个瞬间。像我们村里这么一栋空荡荡的庞大建物，夜里强风吹拂，连鬼魂也逃之夭夭。

　　有些宗教已经死去，有些宗教还会坚持一阵子，然后轮到它们死去。这就是法则。宗教不过是我们投向未知的目光所见到的一连串影像。有些宗教才刚出生就夭折了，是那些先知生下的短命女儿。这种情况下，这些宗教被称为秘教（secte）。而那些从思虑到规划都更缜密的宗教，便有机会争取更长的时间，去经历草创时期、崛起时期、全盛时期（也就是当宗教有了它的信众、殉道者、旁观者、传教士、政治权力）、衰亡时期。然后这些宗教就会死去，因为宗教是人性的。

　　目前，教似乎正处于一段扩张时期，而且不光是基于宗教上的理由，显然更多是基于社会和政治上的因素。但它付出了什么代价呢？那是一群飘荡的灵魂在寻找一个支撑点，或者说白一点，一群被剥夺权利的继承者、被侵略者、被遗弃者，他们只能眼巴巴看着大饼被整块拿走，自己却连一块碎屑都尝不到。于是他们理所当然会加入某些煽动的、好战的教派，被鼓励去投入战争，去明白指认出敌人。

　　渐渐地，他们聚集成一群人，只会大声嚷嚷地附和口号。当他们终于肩并肩列队前进时，他们忘了自身的脆弱，以正义之名公然报仇。他们以信徒的立场声称是神的旨意，而神一如往常地没有回答。他们宣扬他们的神是最伟大的，意思是说：我们微不足道。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纳粹每年在纽伦堡召开的党代表大会，那种有如要为1918年德国战败的“耻辱”驱魔、蔚为奇观简直像在朝圣。但事实上，这些狂热的信徒，无异于在黑夜中手持火把，前仆后继奔向死亡。他们抬高手臂，宣誓了他们的迷失。所有来自最高领导的声明，无论它攸关的是种族、文化，或甚至宗教（于是信徒们说着“唯一的真神”），都不过是我们的脆弱所发出的一声巨响，一个危机的信号。

　　在我家乡的教堂，周六下午进行弥撒时，女人仍必须戴帽子，结束后在场的人互相寒暄一番，互道下个月见。那是一个安静的时刻。他们互相认识，互相拥抱。这些宗教的遗绪，还是有它实用的一面：让人们碰面并交流。

　　如果这种宗教消失了，而它的消失眼看即将成为事实，我们又该以什么取而代之？宗教在习惯的作用之下成为一种社会传统，今天它究竟还有没有参考价值，还是不是一种力量？宗教至今是否依然不可或缺？从公元前3000开始，历史上的所有社会都是立足于幻象之中、神明的肩膀之上。夏多布里昂曾经说，这是“所有民族在天空之下挺立的基础”，拿破仑则是在1800年对米兰的神父坦承：“失去道德，没有社会能够存续，而失去宗教，就不会有好的道德观。因此，只有宗教能提供国家一种坚实而长久的支撑。”

　　这话说得多么明白。帝王的宝座和主教的祭坛，彼此是为对方撑腰的后台。这是一种对双方都实用的结盟关系，一道古老的连结。尽管西塞罗(1)曾经感到纳闷：两个教徒或两个占卜师，要如何看着对方而不失声发笑——但宗教的幻象是被保证、被敬重的幻象，罗马人在宗教里所保存的神话和仪式，令全体人民和掌权者都无法轻忽。神是否存在不那么重要。罗马即使有了和唯物论，仍然需要宗教。

　　宗教甚至根深蒂固地影响了国王的合法性。“君权神授”这个幽灵，总是一再被拿来巩固君王的合法性，尤其是在法国和俄罗斯这种认为“宗教不用白不用”的国家。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这个幽灵是拿来填补空虚的。幽灵说，国王的血统已经肩负起神圣的使命，我们只需要相信他就足够了。当然，宫廷的朝臣也会不惜求助绞刑架和火枪，以支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

　　但也多亏了基督教，欧洲人得以掌握一套宇宙的象征系统、一种与我们的本质有关的论述、一些简单易懂的格言，让人间的法律得以在这些基础上建立和行使。更不用说美和宗教美学，以及让夏多布里昂花几星期时间就能写出获得世俗荣耀作品的“天赋”。

　　时至今日，经过一番激战，我们已经斩断和宗教的连结，也不无为之叹息。今天若还有任何政权是以某个神明之名建立的，我们一定会说它是一种落后与过时，是古代的借尸还魂。不过，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垮台后，有些政治人物与法学家讨论起是否该将教订为伊拉克的国教，同时对其他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后来，伊拉克的联邦宪法也确实如此颁布。

　　但“国教”这两个字今天还有任何意义吗？这个词本身，难道不是在我们眼前再度证明，是尘世决定了天堂的存在，而非相反？

　　况且，不就是这种坚信的态度，为信仰划定了国界，也同时创造了新的冲突，结果不仅撕裂了土地，连天空也被不同的神所割据？

　　然而，就算古老的幽灵在空气中烟消云散了——不是法令强制下的结果，而是因为一种缓慢到几乎看不见的僵死过程（在我家乡的教堂里可以明确感觉到它，在其他地方却不知不觉）——我们所有人真的准备好全然脱离宗教了吗？

　　从费尔巴哈（Feuerbach）到马克思，实证主义者曾经相信并大声宣称，宗教已经被打入冷宫。列宁、斯大林与追随他们的领导们，无不四处查缉这个“人民的”，其中最严酷者，当属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2)。结果，他们大费周章许久，整个工程的最后关键竟是安装上象征天堂的拱顶。与昔日的罗马帝王并无二致，那就是将自己神圣化，只不过他们是公然以凡人之躯做这件事。然而，他们的教条太年轻，他们的先知史观太狭隘，他们把历史说得太短，他们的神迹有疑点、仪式有破绽，他们勉强称为“科学”的神圣经典很难读，他们的领导人过于人性，而且就像所有的宗教一样：绝大多数是男人。这一切都使得此一新信仰无法蒙骗世人太久。

　　所有伟大的神父和祭司，都是被自己的信众推翻的，而且旁边都有另一位慈眉善目的神明在注视着，那就是万能的天神：黄金／金钱。透过莎士比亚和马克思本人的帮助，我们在前面的段落已经与这位神祇打过照面了。

　　我们今天的处境不见得有比较好，纠缠着我们的是已经褪色、越来越厌世的幽灵（奇迹很罕见，至少在法国是如此），而且有分化为更多小团体的趋势。据说，全世界现在有四千多个教派组织，每个都是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

　　为了合理化我们依稀感觉到的不足与不安，为了在面对那些我们执意对自己提问（因为我们相信它关乎人的本质），却不可能回答的问题时替自己辩护——问题诸如：为什么我活在这个人世间？我被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生命意义究竟是什么？——面对这些愚蠢、自以为是的问题，这些让“意义”这个观念失去意义的问题，人类在创造上帝之后，发明了原罪。

　　这项发明称得上十分神奇。它完全是西方的产物，我们可以高调地引以为傲，然后理直气壮地反问：任何一个像我们这样自称进步的文明，有可能在不意识到原罪的情况下，在地球上或是宇宙的任何角落诞生并壮大吗？原罪和原罪的感受，难道不是最能明确将我们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最真实人性标准吗？我们这些驯服了自然并以此为荣的人，有办法想象一种没有原罪的文明吗？

　　不管别人会怎么回答，假如有一天我们遇到了外星人，而且又能够跟他沟通，这些绝对是我最想问的几个问题。

　　我们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间。在犹太—基督教的传统里，它是人“与生俱来的”（originel）。人都会死的处境，在原罪里找到了原因。除了圣母玛利亚出生时就与亚当的原罪无染（但只有在十九世纪是如此，在此之前人们已经为此争辩好几百年之久），我们自古以来都是在罪恶的幽光下，渴望着明辨善恶。我们因为向知识的恶魔让步而有罪，更因为将邪恶的念头带进纯洁无瑕的乐园而有罪；我们因为从一开始就渴望以人的方式回答人的问题而有罪。我们所有人都带着原罪的记号出生，都被原罪烙印，而如果我们不求助于“救世主”——只有他能将这可耻的印记从我们身上去除——就注定被打入地狱。

　　这份强加在我们身上却随时要把我们压垮的罪恶感，恰好足以定义我们的处境。我们是脆弱的，又是有罪的，真是够我们受的了。

　　在罪恶感和脆弱的后头，当然还可以添上许多交融混杂的、天生或文化养成的因素，比如我们的劣根性，我们没来由的、盲目的骄傲，我们所谓的精神疾病，我们的攻击性，对于孤独的渴望和恐惧，我们的性冲动和其他冲动，我们对战争或经济问题的歇斯底里反应，我们对信仰的盲从，我们强大的遗忘能力等（这分清单很长），而这些因素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可以搁置不管、任其自己找到出路，因为它们都是次要的，只是铁道支线上的过客。光是罪恶感和脆弱感，已经塞满我们的头等车厢。

　　卫道人士与一切言论审查之流，总是汲汲营营地寻找证据来支撑他们严厉的指控。例如1857年在法庭上抨击波德莱尔（Baudelaire）《恶之华》（Les Fleurs du mal）的检察官毕纳德（Pinard），就指控这部诗集意图否认人类原初的错误，即使它只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也已足够对作者加重刑罚。原罪一直都在那里，在我们每个人的体内，迫使我们接受严苛的规训、奋起抗战，让我们不受“猥亵的花招”诱惑。那是通往地狱的头等席。

　　那些最抒情的神学家、赞美诗的作者，甚至还大声歌颂这种原初的罪行。他们称之为“有福的罪过”，felix culpa，“有福”是因为这种罪过同时也是我们获得拯救的唯一希望。

　　我们虚构出来的神话，为低头祈求赦罪的它自己洒上圣水，然后说了声：“谢谢。”

　　这种令我们感觉无所不在、沉重的原罪——仿佛宇宙间真的存在一种令哲学家徒劳追寻的“道德律令”——这种名为“背德”的注册商标，这种有如风雨之夜里那一大群蚊子般形影不离的罪恶感，与我们脆弱的本质十分契合。它令脆弱更显脆弱，令本质合乎本质。原罪的名声不太好。它令人难以承受，以至于长久以来人们总是需要忏悔来减轻负担，而忏悔又是另一项杂耍般的发明，仿佛原罪会从自己的口中滑进别人的耳中，仿佛只要我们肯坐在阴影里，悄悄对着一个穿黑衣的男人坦白，然后表示愿意改过向善，我们就可以得到解脱。

　　喜爱罪过本身，并能够加以利用者，除了上述的神学家以外，就比较少有了，例如以下这位西班牙女士在吃蛋糕时所说的话：“多可惜这不是一种罪……”(3)

　　她忘了这正是一种罪：饕餮罪。我们其实也跟她一样不解，像贪吃和懒惰这样温和、无害的性格竟会被列入重大过失。为什么魔鬼把饕餮视为不可赦免之罪？为什么打个盹、无所事事就要被审判？当然是为了崇尚劳动，顺便连同服从命令、奴隶制度，以及所有人类剥削自己同胞的技术，都可以一并戴上光环。

　　因此，对某些人来说，原罪是很有利用价值的，而不只是为我们挡下地狱的烈火。它甚至是我们的必需品。没有了它，我们要怎么活下去呢？

　　七宗罪一字排开，我认为只有贪婪和嫉妒显然应该受到惩罚，其余的所谓罪行，反而压抑了最有益健康的那些乐趣。一旦我有偷闲片刻、喝杯好酒、享受、品尝这个或那个东西等念头，我便犯了重罪。真是太倒霉了。我只好赶快隐瞒我那些丢脸的欲望，把它们藏好，以免被那些专家学者逮个正着。

　　这种神学式虐待，身上长着三头六臂，端坐在原罪的宝座上。它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包括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以及底下的集体农场。

　　为什么撒谎、背叛、冷酷、造成死伤的暴力，不足以登上七宗罪之列？是谁决定残酷比懒惰的罪还轻？那杀人呢？杀人难道不是罪吗？我们多么想知道这份清单是怎么决定的，想读到这背后的讨论和投票过程的报导。

　　面对这种深植于我们内在、做错事的感觉，我们很难佯装无辜。如之前所述，甚至连奥本海默，在广岛原爆之后，都认为自己有责任宣告科学直到当时才开始认识“原罪”。这句话很奇怪，它似乎假设科学在此之前都是纯洁、天真的，直到爆炸，科学才突然间弃守乐园，推开大门走向大屠杀的现场。

　　大多数时候，尽管是最彻底的去基督教化，或自以为去基督教化的领域，原罪也令人不好受。原罪和普通刑事罪不同，也绝不会和摩西十诫里的禁诫混淆。它是从一对一的内在中诞生的，透过我们与生俱来的缺陷压垮我们，透过神话对我们再三强调活着是一种错误，以及忏悔和惩罚是我们命中注定之事，而我们被判处一种活在尘世中的徒刑，刑罚就是将我们推向焦虑、彷徨、抑郁，使得我们用堆积如山的药片筑起防御工事，陷入绝望，甚至自杀。

　　若是仔细寻找，我们很可能在某些英雄式行为，甚至的活动里，找到这种原罪的意义与对原罪的喜好，例如有人会以“自我献祭”来“自我救赎”。在此，宗教用语被说得义正词严：我们犯罪是为了解除我们身上的罪，让我们得到救赎。第一次东征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只有异教徒的鲜血，才能洗尽我们想象里其灵魂中的不可承受之重。血流成的江河，会送他们上天堂。

　　当高乃依笔下的波利厄克特(4)在小亚细亚的某个地方破坏异教徒的祭坛、造成惨重死伤时，也是这么说的。剧中的这位主角其心昭然，一再重复这句话：

　　上天要我们死，希望我们死，等着我们死，而且为每次的死亡场合时机供给一种宗教狂热。波利厄克特说的话，正好和与盖达组织的成员一样，他们都说渴望死在“神的道路上”。波利厄克特一秒也不愿延迟自己的死亡。他催促死亡，渴望死亡胜于一切，甚至建议和他相爱的妻子宝琳，跟他一起成为教徒，然后一同赴死。

　　他说，对一名真正的教徒而言，最大的幸福就是受苦。在他的眼里，“最残暴的酷刑是一种奖赏”。他追求“至福的死亡”，呼应了上面谈到的“有福的罪过”。改宗的他全心拥抱这个对他而言崭新又清新的信仰，而它在此攀升到盲目和狂热的顶点。这种信仰令人害怕，因为我们似乎看到它突然显露一种非人性的、不懂宽容的凶狠，不论是对自己或是对他人。

　　这样的信仰，如果只举最有名的那些为例，也可以在夏多布里昂《殉道者》里的葛雷克·厄多尔身上找到(5)。厄多尔召唤着属于他的死亡，他想死，也邀请他才受洗不久的未婚妻希莫朵瑟一起死（情况和波利厄克特一模一样），最后是两人一边赞美上帝、一边在野兽的撕咬之下死去。

　　不只在经典文学里，早期的基督徒当中，多的是大声对死亡示爱的人。他们把脖子伸到斧头底下或是狮子口中，不耐地等着感觉身上的肉被野兽利齿嚼烂。据说，基督的十二个使徒中，有十一人都死于殉道（只有圣约翰逃过了酷刑）。限制这种人数是很迫切的事，因为荣耀应该属于那些刚信仰基督宗教、愿意以其新的神之名而死的人，仿佛死亡是一种证据。

　　这种一方面让人觉得害怕，一方面整个基督教传统又在很长时间里把它当成人类行为最高模范的奇怪感觉，令我们实在太震惊，以至于不知道该不该视之为宗教狂热。然而，一旦我们脱除了将它美化、神圣化的民俗色彩，很可能会称之为疯狂。

　　今天，这些词句，这些字眼，每天看新闻的时候，我们几乎都可以在当代的消息稿里读到。宗教狂热改信了别的教，但依旧是宗教狂热。接掌了早期基督徒的位子，而这一次换成基督徒被指控为无信仰的帝国主义者、真实信仰的敌人。

　　我们大家都意图为我们的过去除罪。我们为过去染上柔和的颜色，美化过去。但是，我们也可以从那些污辱我们的行为，那些向我们开战的人身上，照见它的每一道轮廓。历史透过某种神秘的方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翻转，基督徒变成了曾经迫害他们的罗马人，而曾被他们当成野蛮人的那些伪神的信徒，如今成了我们眼前的受害者。

　　《被迫害的迫害者》（persécuté persécuteur），诚如阿拉贡美丽的诗集名称所示(6)，简直是一语中的。当君士坦丁大帝带着机会主义的心态皈依基督教后，基督徒终于在罗马掌握了权力，而一旦他们巩固了社会地位，便轮到他们迫害异教徒、犹太人、异端分子，残暴的程度一点也不下于当年迫害他们的人。

　　事情就是这样，而且这种情况延续了好几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杀死一名“异教徒”不是杀人，而只是一个取悦上帝的手势，为上帝所需，为上帝所奖励。人们说，上帝喜欢异教徒的血腥味，而我们身上的血腥味从没散去。恐怖的轮舞不断回旋下去，只不过换了曲子。

　　但是在今天，他正是我们的邻人，或是我们的朋友。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他会邀请我们一块儿搭火车，然后交给我们一个背包炸弹。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厘清目前的混乱？我们会坐在哪里的高处，瞭望我们周遭的世界摇曳颤动？我们还有多少年、多少个世纪，能够平静地阅读《波利厄克特》，在当中认出某个人的模样？谁也说不准。强势的文化有如从前的罗马，继续以自己为榜样四处布道，把自己的模式强行灌输到世界各个角落。他们制造出的反效果，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到处树立我们想象不到的敌人，然后再轮到这批人饥渴地用自杀处决我们。

　　波德莱尔的一篇知名散文诗里说，我们必须不断以酒、以诗、以道德灌醉自己。我只同意前两项。

　　今天一如昨日，信仰一直都存在且活跃着，至少对于鼓动反异教徒的战争是如此。不论我们在知识上有多大的进步，疯狂总是遥遥领先。我们内在的古老地层从未曾下陷。它们一直都在那里层层向上堆栈着，随时会切开地面、再次露出地表。

　　是的，我们绝对还需要好几世纪的时间，毕竟我们一路走来，什么都舍不得丢。我们背负着想象的重担，而且越背越重。或好或坏，我们持续前进，即便我们被自己的传说压得抬不起头。

　　(1)西塞罗（Cicéron，106 BC～43 BC），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哲学家，并在当时被公认为古罗马最好的作家和雄辩家之一，因支持罗马，而被认为是三权分立的古代先驱。

　　(2)恩维尔·霍查（Enver Hodja，1908～1985），曾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阿尔巴尼亚反抗组织，先后击败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占领军，并在战后将该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繁荣与安定。同时，霍查为了将该国建立为“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在位期间严厉禁止占国内大多数的、东正教和天主教徒进行任何宗教仪式，教堂、修道院与寺不是被拆毁，就是被改建为博物馆、体育馆或商场。

　　(3)典故出自司汤达（Stendhal）的《意大利轶事》（Chroniques italiennes），但原文中的这句话是意大利的一位公主在夏夜吃冰淇淋时发出的感叹。

　　(4)高乃依的《波利厄克特》（Polyeucte）首演于1641年，是法国古典悲剧晚期的代表作。剧中，主角波利厄克特因为改信基督教，导致亲友关系的冲突，最后因反抗当时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而壮烈成仁。

　　(5)《殉道者》（Les Martyrs），夏多布里昂发表于1809年的一部长篇史诗，内容讲述罗马军官葛雷克·厄多尔（Grec Eudore）改信基督教，连带改变了他的爱人希莫朵瑟（Cymodocée）的希腊信仰，两人的恋情却横遭各自的传统势力阻挠，最后双双被惩罚丢入竞技场，让野兽咬死。

　　(6)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法国诗人暨小说家，《被迫害的迫害者》是他发表于1931年的诗集，当中包含许多他对于长期支持的超现实主义、法国的质疑。

　　我们一直追逐着我们自己的良善。偶尔我们以为赶上它了，它又马上溜走。善良就像一块肥皂，让马戏团里的小丑追着它跑了一圈又一圈。

　　善良甩开我们，我们却无法放弃它。为了做出人类可以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生活方式也更进步的承诺，我们必须不断肯定自己终究是个好人而非坏人，而且我们的良善总有一天会受到他人景仰。

　　当我们在自己身上，找不到这种与生俱来又始终不渝的良善时——除了少数几个人例外——就让它换个地方，先是将它交付给某些神明，后来在西方的我们便选择去崇拜这位唯一的上帝。我们称上帝是无限的善和仁慈（是一切我们所不是的），却忘了他也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最残酷的世界（我在前面也这样说过。从那一页起，情况并未改变），创造成人吃人的世界。他没有做不到的事，而他选择了让我们自相残杀。

　　没关系。我们在上帝的恐怖之前闭上眼。我们不断请求他原谅我们的错误，却对他的所作所为全然宽恕，仿佛他没有责任。我们假设他有他的道理，还说他的道理超乎我们的理解，我们是无法懂的。我们深深渴望一种以均等比例的爱、美、善和正义所组成的完美形象。失去这个形象，我们就活不下去。它是我们的秘密花园，是我们对宇宙的贡献。

　　过去的乌托邦，是我们带着缺憾——也就是带着思想——实现梦想的地方。于是，在暴风雨中迷航的旅人经常在一座不知名的岛屿上岸，那里的人民与我们缺乏接触，而且迥然有别，他们完美体现了和谐、和平、健康、善良、互助精神、土地财富的公平分配（岛上的土壤一定特别肥沃，否则，难道你可以想象一个沙漠中的乌托邦吗？），他们自愿分担工作，爱情观中没有嫉妒心和占有欲，交易中没有人作弊，不用警察维持秩序。这一切都在这座岛上实现了。所有难能可贵的东西都在那里。我们甚至说不出这些梦幻公式里的哪一条最难达成。

　　在这些不受威胁、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土地上，也就是“乌托邦”（utopiques）这个词本来意味的“乌有之乡”里，我们无可挑剔地履行了身为人类的义务，因此消弭了我们的脆弱。我们不再为它烦恼。所有令我们想起自身弱点，以及造成我们内在骚乱的东西，都神奇地被隔绝了。人类轻松交差了。身体的、心灵的、精神的需求，全都不虞匮乏了。

　　基本上，只要罗列出我们的乌托邦消灭了什么问题，我们就能知道人类在什么地方犯了罪，以及必须修正或抛弃什么，例如财产、自私、某个社会阶级对于众人的支配，或某个性别对另一性别的控制，以及神职人员、军武和商人的专断权力。

　　但是有什么用呢？那只是一道烟幕而已。乌托邦的定义就是我们无法实现的东西。它的属性是不满与焦虑，我们或许能够辨识它、描述它，但绝无可能经由思想以外的途径实现它。所有我们尝试过在人间建造的乌托邦社会，广为人知者例如卡贝的伊卡利城(1)，都因为缺乏论述而节节败退，最终导致流产。没有地方容得下乌有之地。

　　尽管如此，这种对于乌托邦的认同，这种一一细数美好想象的宣言，这种古老却又在每个时代反复出现的态度，尤其是当我们的社会发生剧烈动荡（例如十六世纪和十九世纪）、巨变看似即将到来的时候，总会令我们瞬间睁大双眼，开始长篇大论我们的理想。

　　这些乌托邦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借由改变我们的生活条件，让我们的存在本身摆脱旧有的负担，“自由地”大展身手，超越现有的、已知的限制。所有的政治乌托邦（让我们一起修改法律和制度），或是技术乌托邦（以培根的科学乌托邦最知名）(2)，都可以归类到这个架上。人类必须被赋予能够确实掌控自然的权力，而且要再三重申这一点，毕竟它长久以来就被视为人类的大敌，一直到十六世纪（从浮士德的角度来看），人类才隐隐感觉自然有如一头顽强的野兽，是可以被驯服的。

　　这就是“新亚特兰蒂斯”之梦，一个被精密设计的机械乌托邦，却在今天身价暴跌。

　　机械乌托邦攻陷了科幻类型的创作。往昔的岛屿变成遥远的星球，人类飞行船上的全体成员在那里迷航，然后种下祸端；或是几艘巨型宇宙飞船在银河系里穿梭了好几世纪，船舱里的人一代接着一代活下去，有时候是以人为的方式保持沉睡状态，在外层空间紧闭着双眼；还有些时候是，回音般的声响透过通信设备向我们传来，报告那些世间的英雄如何在虚空之中修复故障的机械，仿佛凭着一把神奇的太空螺丝起子，阿波罗号或其他宇宙飞船里的航天员，就从我们的失败与不幸当中得到解救。

　　既然只要将人类在这个世上的作为稍加转化，就可以带来正义与和谐，我们就更有理由认为，人类根本不需要为我们的处境负起责任，更不用关注我们的本质。我们的处境和本质是某位不悦的神明对我们的惩处，那是一种终极的刑罚（你将永世待在这个远离乐园之地），或是一种情境的堆砌——自然灾害、严酷的气候条件、泯灭人性的的野蛮与入侵——而我们只不过是受害者。

　　所以，我们首先要用知识武装自己，主要是技术上的知识，要认识压迫我们的力量，要提供自己抵抗那些压迫、征服该力量的办法，然后要制定法律，让所有人公平地享有我们创造出的利益。在这里，我们承袭了启蒙时代绝大部分的乐观主义，但今天发生的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破产。知识或法律，都无法消弭这世界的惨况。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运动——让许多美丽的心灵怀抱着自信，受到乐观主义的风潮袭卷而参与其间——几乎总是从外在考察人类。它把人当成一种会思考、有反应的对象，却又让人臣服于这个他被抛入的世界、服从既定的法律。人就像一个被研究的客观存在物体，可以抽离社会和宇宙，可供肢解、分析、绘制为人体解剖图，以作为人类灵魂新居所的脑叶来诠释。

　　这种方式终究是失败了。它逐渐解体，随风飘散。野蛮仍旧是野蛮，创造和谐的风潮却停息了。于是我们看到乌托邦的第二种类型出现了。它顽强地垂死挣扎了许久，并一直说着：从改变世界做起是没有用的。我们首先必须改变自己，世界就会跟着改变。它不会在半路上被遗忘。

　　从我们自己开始改变——说得很轻松。改变我们的什么呢？摘下假面具？答案几乎总是同一个：改变我们身上的暴力和虚假、不正义和恶意，去除掉自己属于“坏人”的那个部分。

　　很好，但是要如何辨别呢？这就像区分有益和有害的生物一样困难。我们如何对于什么是邪恶达成共识？该从哪里开始改变？该用什么方法对付邪恶？

　　我们可以透过祈祷和隐居来达成，以某个无声的权威为参照对象，例如上帝。我们可以暂时或永远抛开这个世界，请求这位“查验我们肺腑心肠”的上帝照亮我们的生命，如果有必要的话，帮助我们改善它。

　　“De profundis clamavi ad te，Domine。”“主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从你令我潜入其中、世上最深的恐怖深渊里，也从我的内在深处。实现我的祷告，让我靠近你，让我变成一个拥有神力的人。

　　由于神从来不回答——不论我们给那个神取的是什么名字——我们也有可能转而求助这位或那位圣人。这些圣人和我们比较亲近，比较不让我们那么诚惶诚恐。而且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特长。

　　这个做法就这样在各地实行了好几世纪，但除了出现几部哲学家的论著之外，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成果。

　　然而，正是从这个古老的风潮当中，出现了一种无需上帝协助的内在探索，只要透过所谓“超验的”（说真的，如果我们剔除了自我超越和自我遗忘的本意，这就是个没有意义的词，而这两者显然不是这里的用意）冥想，孤独地追寻埋藏在底层的自我，找回平静并对他人的开放，没有罣碍或欲求特定对象，心中只有一个意图：探索我们意识的深渊，因为我们认为那里就是邪恶的出处。

　　它也可以称为沉思、内观，或甚至神秘论。透过它，我们乘着张开双翼的爱，直抵神圣之境。那是一种精纯的、完全的爱，不依附于单一个体，而是拥抱世间万物的大爱。某些宗派的上师可以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呼吸、瑜伽、转经筒、禅坐，或是苦行僧的旋转舞等技巧。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乐趣，有时甚至能安抚我们部分的焦虑，发生好的转变。转变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却是可能的。总之，没有理由拒绝它。

　　然而，它虽然称得上是乌托邦，却似乎预设了某个场所的存在，一个“确有之地”，使得逐渐靠近它的我们终于可以说：看吧，就是这里，我们到了。我们终于找回自我，不再对着私密的伤口自怜，并且自此有能力起身行动，转而帮助他人。

　　可是相反的，一切都在向我们表明：这个我们以为清楚指认的自我，这个支点，这个存在的核心，无法提供任何安全感和稳定性。它是多变、追不上、抓不住的，就像小丑手中的肥皂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归自我和冥想上坚持最深的传统——印度教和佛教——也最坚决否认“我”的客观存在，仿佛冥想要有效果，就必须以我们名之为“自我”（ego）之外的另一个东西为基础。

　　佛家说，我们从未在同一池水里沐浴（这在赫拉克利特(3)的时代是很寻常的说法），但是佛家还补充道：沐浴者也从未是同一人。

　　这些柔韧、长久的传统还告诉我们，不变的只有改变，或是多变，这种神秘的特质让世间万物产生变动——甚至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不论是生物或无生物——并且使我们玻璃般的本质，无可挽回地慢慢化为尘土。我们极力巩固的一切，不论是在我们之外或之内，都会在某一天瓦解，或者锈蚀，或者腐化。就这样，普鲁斯特笔下的斯万有天早晨醒来，在仆人为他梳洗时，惊觉自己对奥黛特的爱已经不再，尽管他曾经愿意为她而死(4)。她让他感受过最伟大的爱情，但如今的她不再令他感到快乐。她“不是他那一类的人”。他这辈子所体验过最强烈、最深刻的感觉，没有知会一声便离他而去，就像一名无礼的客人。然而他仍然是他，他还是斯万。至少他觉得他是。

　　发生了什么事？普鲁斯特自己也找不到答案。而且——令人再次暗自诧异的——斯万最终还是娶了这个他曾经爱过但此爱已不再的奥黛特为妻，仿佛婚姻是一个答案，对于小说里的人物和小说家都是。她不是他的类型，她是他的妻。

　　我们的确定感消失了。我们的自我，看不见也摸不到，也许正因如此，才是一个乌托邦，一个没有地方的地方，那里的强风无论如何吹拂，我们无论数过多少个日子，浓雾也不见吹散。我们碰不到它，更无法预见它、预知它。它是如蒙田所说的，“反复无常”（ondoyant et divers）。我们可能变成一切。我们不断令自己感到惊讶，有时是好事，但经常是坏事。我们说，或是我们听到人家说：“真不敢相信这会是我。”没错。我们日复一日遭遇这样的不可思议。

　　只有我们的脆弱是仅存不变的，不需争辩的，不会消融于我们这个复合体。我们想让它噤声，想驱离它。这一切只是让我们一再回到脆弱的面前，而那里没有别的，除了脆弱。

　　一直以来，我们都将对青春永驻的强烈渴望当成乌托邦的前哨站。今天，那些长生不老的诱惑，又更强化了这种欲望。对衰老的恨，对年龄造成我们退化的所有厌恶——那是我们身为这世间的过客，而且正逐步接近终点的确切信号——都将我们带往青春之泉的池边。

　　无需赘言，医学扮演的角色是保护我们免受衰老和死亡之苦，让我们活得更久更健康。至少，在西方的我们，长久以来就千方百计想要抹去我们引以为耻的痕迹，而那正是我们生命的痕迹。

　　各式各样的药水和乳液、温泉疗法、按摩、假发、染发、植牙、化妆品，以及所谓“美容用品”的现代膏药，后者又被称为“化妆品”（cosmétiques）——每次想到这个来自希腊文的词汇，既意味“宇宙”，又有“装饰”的意思，仿佛这片苍穹不过是一件饰品，总是令我惊愕不已——是我们漫长抗战的见证。漫长而又徒劳。岁月加诸耶洗别(5)身上的无可逆转之辱，尽管有时得以缓慢地执行，或是巧妙地加以遮掩，却从不间断对我们发动攻击。

　　为了严加抵御衰老，一种力道超越历史中所有潮流的新趋势，正在征服全世界，我们称之为“整形手术”。它主要是在女人之间有所斩获，但现在男人也争相动刀。它过去只局限于脸部，现在则把手术刀伸向我们的全身。目前没有任何东西能挡开这一刀。

　　在这场手术中，问题不是对抗年纪（你几岁就是几岁），而是掩盖年纪所产生的结果，或是修正我们身上的缺陷，甚至抢在岁月让它们变得难以承受之前先下手。敌人已经明摆在眼前。我们有双重的敌人：首先是丑，它是运气不好抽中的礼物；其次是老，它是所有人的耻辱。因此我们必须透过目前可以掌握而且日益精良的技术，猛烈攻击这两个敌人。外表至上。存在消失，只剩表象。虚假完全击溃了真实。

　　有个十七世纪的人物因为长得实在太丑，于是称呼自己是“自然造就的错误”。他今天可以修正这个错误了。

　　我们所到之处，似乎都是如此，对外表的喜好更胜于本质。我们栖居在幻象那一边。诚如宗教里的信仰总是强过于事实，这里也是一样，虚假打败了真实。于是，我们的脸孔继我们的身体之后，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在镜子前爱上自己，同时满心感激地赞颂我们那位戴面具的先知：整形外科医师。

　　唯一的困扰也许是，这种手术是看得见的，是别人会察觉的，就像用黑笔描出来的鬓角、一顶假发、一层底妆那样的显眼。就像没头发的男人经常把一撮长毛平贴在头顶上，反而更令我们注意到他的秃头（这种欲盖弥彰的方式，预设了我们即使意识到他秃头，也不会觉得它值得一提）。同样的，那一张张整容过的脸孔，都在向我们表明他们想要掩盖岁月的摧残，尽管它有时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那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虽然看起来匪夷所思），让人放弃自己特殊的外貌，套用一张由某个医师形塑、从他处完全复制的模式化脸孔。一张标准化的脸，也就是无名氏的脸。那是和所有人一样的眼睛、鼻子、鼻孔、颧骨和臀部。在一个所有人都不得不住同样的水泥房子、吃同样的汉堡、说同样语言的社会里，每个人似乎都想和他的“同类”产生区隔，似乎都想找到他的归属、他的信仰、他的家庭等，所有人们称为“我们的根”、使我们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东西。美容外科就是反其道而行。它要的是脸孔，甚至是身体的、系统化的一致性。

　　这种一年比一年更普遍的时尚，在一些国家，例如巴西，甚至变成一种平庸的社会现象。对于今天的电影导演来说，这成了一大问题，因为他找不到人饰演一个五十到六十岁之间的女性角色。他几乎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女演员，因为每个人都想把自己修饰得比我们认为她应有的年龄更年轻。

　　这个问题对于历史上的角色来说特别严重，毕竟这些人物的背景是美容手术还不存在的时代。我们无法想象一位割双眼皮、丰唇、拉皮的凯瑟琳·德·麦地奇(6)，或是一位施打肉毒杆菌、看起来像只老猫的俄国凯瑟琳女皇。至于埃及艳后的鼻子，不论整得太长或太短，她的传奇性都消失殆尽。

　　当一名女演员坦然接受她的年龄，就像丽芙·乌曼在伯格曼的电影《萨拉邦德》(7)里坦承她已经六十二岁了，我们突然间被镜头特写的那张脸虏获。它有一种自然老化、表情丰富、动人的美，诉说着生命、体验、时间，并因此值得被拍摄、被注视。这张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是一种情感，一段回忆，一句对白，一首乐曲。这张脸上有肌肉自然运动留下的刻痕，有我们共通的真相。丽芙·乌曼舍弃所有强制性的人为手段，让自己承载时间，而不是抹除时间（这是骗不了人的），仿佛时间是个大家都熟悉的不速之客，见了他只想着如何脱身。为了展现出表演的真实性，她排除了任何做作的修饰，只让戏存在于她和我们之间。这样的她本来就具有角色的脸孔，无需受制于另一副面具。

　　我很了解，这么多的男男女女在对抗的是他们自身的崩坏，是我们大家共有的玻璃一般本质，我了解这些人感觉待在谎言里比较自在；他们虽然明白旁人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但这不比他们的自我感觉良好还重要。他们对冷嘲热讽免疫，在美白拉皮的肌肤底下活得很好，仿佛外在统治了内在。只不过，在这场永无休止的战斗里，他们必须在几年后、甚至几个月后，再动一次手术。一场无法终结的战役，永恒的战争。

　　但这并不重要。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外貌，参与了创造。他们创造了他们自己，尽管只有少部分。从某方面来说，这是一种对于宿命的抗拒，一种自由的宣示，至少是解放的姿态。他们敢于塑造某部分的自己。这样很好。

　　他们甚至经常很肯定地说，美容手术令他们感觉不同，让他们心理得到平衡，治愈了他们的心结、他们的孤僻，进而让他们得以看到别人的不安与痛苦。这也许是真的。它并非不可能。

　　青春之泉因此在美容诊所的庭院里泉涌着，池边的树木上垂挂的是手术刀。对此，所有人早已心知肚明。

　　我甚至曾在一本英文杂志里看过一则“手术度假加狩猎旅游”的广。